历经两千余年的丝绸之路，古代商队的驿站还依稀可寻，多少民族的丰富物产和文化艺术在这条路上互相交流，如今，这条丝路重焕光彩。一个法国人，会怎么走丝绸之路？
在退休后，法国记者贝尔纳·奥利维耶决意开启并重塑自己的人生，他的目标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独自步行到中国西安。这段路途遥远的行程中，发生了多少奇妙的故事？他将旅途分为三段，利用每年合适的季节徒步：第一段是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到达伊朗边境，第二段横跨伊朗徒步到丝绸之路重镇撒马尔罕，第三段从撒马尔罕步行到西安。在完成这一万两千公里的“丝路长征”之后，在伴侣的“怂恿”和陪同下，奥利维耶又从里昂徒步到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完成最后的三千公里，也最终形成了这部著名的旅行记“徒步丝绸之路”四部曲。
我学会了战高温：我拿了三个塑料壶，也就是十二升水，我把头埋在我的阿拉伯头巾里以避免水分丢失。“尤利西斯”忠实地跟着我。我的朋友马塞尔·勒梅特用不着环游世界去寻找智慧，因为他内秀于心，帮我改造了这辆躺在阁楼上的旧高尔夫球车，取代了我去年给了撒马尔罕的孩子们的昔日两轮旅行伴侣“四不像”。他用神奇的焊枪改造出这个可折叠的结构。尤利西斯，我希望和它一起进行这次“伟大的旅行”，带着我的十二升水、装满最必需的衣服的背包、今年体积增大了一点的药箱和一些食物。在一个水手包里，我已经放好了露营设备，我希望尽可能少地使用这一些设备，我总是更喜欢在旅馆与人相遇，当然最好是有可能住在当地居民家里。聪明机灵——或者说我们自己这么认为——我和马塞尔保留了尤利西斯最初配备的全橡胶轮毂，所以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被刺破。
但我们还是失算了。刚走了四天，当我在被俄罗斯人称为“苦难草原”的烈日下接近目的地吉扎克城的时候，一个可疑的声音让我转过身来。尤利西斯的一个轮胎真的熔化在滚烫的地面上，成了毛茸茸的碎片。我用一小根绳子把碎片绑在一起，可是才走了两百米，小车就直接靠轮辋钢圈滚动。这是个坏兆头。如果我的小拉车经受不了这条平常的路，那么在山路或者沙漠上又会发生啥？离城市还有四五公里路，我把尤利西斯折叠起来。我和它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很占位置，五十双单凤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们。
从中国出发西行，载着著名古生物学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的黄色大篷车走了没多久就必须停下来：履带的橡胶开始熔化了。在继续上路之前，必须要等从欧洲运来新履带。这意外发生在一百五十公里行程之后。尤利西斯，在一百二十公里之后崩溃。想到我在模仿这样杰出的前辈，我兴奋不已。
我在旅馆（gastinitsa）拿到了一个房间，这一个地区在提供家庭养老的同时，也是一个无赖的巢穴。国营宾馆被“私有化”，也就是说，经理把它占为己有。他的大家庭，十几个无事可做的人，以此为生。其中一个儿子，三十多岁，衣着邋遢，又长又瘦，鼓着蟾蜍般的眼珠，他在我到了一个小时以后呵斥道：
既然他这么愚蠢地提醒我他要来参观我的房间，我第二天早上就给背包的口袋装上了挂锁。晚上我将会发现它们被撬开了。劫匪从阳台爬进来。他只偷了几页笔记，我现在正在重建。所有可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钱、相机、GPS——我都带在身上。次日晚上，我恢复了手握打开的刀子睡觉的习惯。
水到不了三楼，但人们把问题解决了：一个白发苍苍、身上散发着廉价香水味的可怜老奴给我拎来了几瓶水用来冲厕所。水的颜色非常混浊，我不敢用在自己身上。
另一个儿子给自己起了一个异国的名字，叫胡安。他看起来不那么贪得无厌，但比他哥哥更嗜酒。总之，我更愿意和他打交道，我们彼此产生了好感。他几乎不碰我邀请他分享的手抓饭，答应第二天早上八点开车送我去集市。他保证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修复尤利西斯所需要的一切。临走前，他把我介绍给了格里沙和米夏，两个俄罗斯人，他们负责维护酒店的锅炉，锈迹斑斑，到处漏水，似乎是出自帖木儿时代的古董。
次日上午十点，在花了两个小时叫醒昨晚离开我后继续喝酒的胡安后，我和米夏、格里沙一起上了胡安的车出发。车是偷来的。我们一定要从后门上，因为前门被锁住了。这流氓把两根导线搭在一起发动了汽车。担心遇见车的前主人，胡安在排挡杆附近塞了一把巨大的刀，几乎是一把砍刀，以保护自身的“财产”。
两个俄罗斯人很安静，效率也很高。格里沙长着一张很斯拉夫的脸。在伏特加的帮助下，他看起来不止五十岁。白发，鸦眉，他笑得很好看。米夏比较年轻，头顶一簇黑发，两鬓早白，不能说苗条但是比较瘦削，他永远夹着一支点燃不久就会熄灭的用报纸卷的烟。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对与尤利西斯相当般配的轮子，而且还带着充了气的轮胎。但我们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改装它们。格里沙把从悲剧中幸存下来的旧轮子带回家，晚上修理后再带回来给我，让我作为备用胎。一整天，胡安蹲坐在他的脚后跟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工作，在他无所事事借酒打发时光的人生中，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我可以上路了，却不是很放心，因为尤利西斯显然不适应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将要走的路。
凌晨四点，温度计的读数是三十二摄氏度。中午时分，我被热气熏得头晕眼花，好不容易才吃完旅馆老板放在我面前的开价三百苏姆的一大盘菜。由于我啃过的骨头上还有肉，他又还给我五十苏姆，他会把骨头卖给另一个客人……我坚持要他留着钱，但他比我还固执。在等待热气消退的时候，我们就天气和风俗聊了几句。
以前，一个妇女可以每时每刻被休弃。她从母亲那里继承的珠宝因此成了她唯一的财产，唯一的保障，也是她可能独立的来源。所以她总是把珠宝随身带着。如果说休妻已不再可能，新娘在婚礼上佩戴所有珠宝（通常是银饰），这一传统则被延续下来。
在树荫下，我停下脚步，与正在桑树荫下准备手抓饭的小老头们聊天。山羊胡子和“多帕”——传统的方形无檐小帽——戴在头上，瘦削的脸庞，锃亮的靴子，他们让我想起了凯塞尔笔下的“骑手”——马与渐弱的力量。
在帕克塔科村，科马尔和我撞了个正着。他是个三十来岁的胖子，自以为说得一口好英语。来了一个外国人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是证明他们是全世界最好客的人民的最佳机会。可是那一天，我只想迎接我的是一张床。我的身体被酷热吓到了，仍旧没办法满足我要求的努力，我累得只想睡觉，连饭都不想吃。
但我没想到会遇到科马尔，这个最善良也最有侵犯性的男人。首先，他把半个村子的人都招到了我寄宿的旅馆，让大家都看到他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与此同时，他还准备了一盘巨大的手抓饭。我吞下几粒米、一两块肉，做出要回房间去的样子。但他挡住了我的去路：“来逛夜市吧。”
小广场上的夜市由一个烤肉串的小伙子和他那些又细又肥的羊肉串、三个用婴儿车运输和贩卖馕饼的女人组成。面对我的失望，科马尔想弥补一下。他把我拉到音乐厅，那里有一支来自塔什干的摇滚乐队在表演。吉他手在十几个萎靡的小伙子和十五个由母亲陪护的少女面前咆哮着。看我兴致不高，他带我去参观夜总会。那实际上像个小酒馆，有几个用帘子遮住的包厢。你能听到笑声和窃窃私语，但没什么可害怕的，夜美人前辈正监视着小姐们的品行。
相信这些文化激情已经掏空了我的胃，科马尔点了一份烤羊肉，肉串用香喷喷的酱汁烹制，佐以肉汤和胡萝卜。快半夜了。我乞求着上床睡觉的权利。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